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王国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研究生 郭倩至容

　　“十四五”时期，我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对“十五五”时期金融重点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将绿色金融置于支撑“双碳”目标、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位置。

　　可以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通过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不断具体化、制度化。从“十四五”的接续奋斗到“十五五”的全新开局，绿色金融既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更为复杂的转型考验。

　　从国家战略高度来看，绿色金融是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关键制度安排，它通过资金投向重塑未来产业版图和能源结构，决定了新一轮增长的底色和走向。

　　绿色金融是实现“双碳”目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它的核心任务是：把资金投到低碳处、从高碳处有序退出。一方面，绿色金融为可再生能源、绿色交通、节能环保等领域提供长期稳定、相对低成本的资金，支持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等新兴产业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对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融资约束，倒逼高碳行业加快节能减排和技术改造，推动经济体系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向“高技术、高效率、低碳化”转变。

　　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看，绿色金融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十四五”以来，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持续上升，2023年已接近18%，2024年进一步提高到约19.8%，有望在2025年前后基本实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的目标。同期，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首次历史性超过火电，绿色低碳产业正从“补充力量”加快转变为“主力军”，这背后离不开稳定、持续的绿色金融支持。

　　从金融体系自身发展看，绿色金融是优化资产结构、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的重要工具。目前绿色资产整体违约率和不良率相对偏低，有利于优化银行和保险机构的资产质量。同时，绿色金融框架下对“高碳资产”转型风险的前瞻性识别，有助于及早发现和消化潜在“搁浅资产”，降低在未来碳约束趋严时可能出现的集中性风险，这正印证了“绿色金融既是发展命题，也是风险命题”。

　　从实际成效看，我国绿色经济与绿色金融实现了良性互动。一方面，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非化石能源占比、节能环保产业产值等指标连续攀升，为绿色金融投放提供了坚实的实体承载；另一方面，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保险等工具的快速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绿色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成型。到2024年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已超过36万亿元，增速显著高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在全球绿色金融版图中处于第一梯队位置。

　　银行和保险是绿色金融体系中的“两大支柱”—银行侧重于资金供给和价格信号，保险侧重于风险管理和长期资本，二者协同发力，才能为绿色转型提供全周期的金融服务。

　　从银行体系看，绿色金融已走向“战略主线”。各机构普遍把绿色金融写入发展战略，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或专营机构，把绿色资产占比、碳减排绩效等指标嵌入内部绩效考核。在政策工具上，碳减排支持工具、专项再贷款、绿色再贴现等共同发挥撬动效应，为绿色项目提供了更低成本、更长期限的资金来源。

　　在具体实践中，银行主要在三个层面发力：在项目层面，推广项目收益现金流还款模式，为风电、光伏、垃圾发电等重资产、长周期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中长期贷款支持；在企业层面，通过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等创新产品，把企业的减排目标、能效提升等关键绩效指标直接与利率水平、授信条件相挂钩，实现“多排多付费、减排享优惠”的差异化激励；在产业链层面，以新能源车、光伏组件、储能设备等产业链核心企业为支点，打造绿色供应链金融，把应收账款、订单、库存等资产“盘活”为融资工具，既服务链主企业，也帮助上下游中小企业获得普惠性的绿色融资。

　　在负债端，保险公司围绕绿色发展需求持续推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可再生能源项目保险、绿色建筑工程保险、碳汇保险、新能源汽车电池衰减保险等一系列产品，覆盖生产、生活和生态多个环节。

　　在资产端，保险资金凭借“久期长、规模大、风险偏好稳定”的特点，正在成为绿色投资尤其是中长期项目的重要资金来源。通过配置绿色债券、碳中和债、参与绿色产业基金、直接股权投资清洁能源和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保险资金在支持新质生产力方面发挥了“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

　　可以看到，“十四五”期间，我国绿色金融不仅“量”上做大了，更在机构布局、产品结构、服务模式等方面不断优化，正在从“局部突破”迈向“体系成型”。

　　首先，项目“长期、大额、不确定”特征明显。很多绿色项目属于重资产、长周期投资，前期投入大、现金流回收慢，项目技术路线和市场价格又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其次，标准体系尚不完全统一，“洗绿”风险需警惕。虽然我国已经多次修订绿色项目目录并出台一系列分行业标准，但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的边界仍在动态细化。部分领域绿色定义仍存在灰色地带，容易出现“名绿实棕”的“洗绿”行为，这会削弱绿色金融市场信号的真实性和公信力。

　　最后，转型风险本身具有长期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上升，使传统基于历史数据的大数法则面临挑战。气候保险、碳汇保险等新型产品在定价时，既要防止保费过高影响市场接受度，又要避免保费过低难以覆盖长期赔付风险，专业定价能力和风险模型建设仍是薄弱环节。

　　在这种背景下，金融体系需在三个方向持续发力：做大“转型金融”、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夯实信息基础设施。

　　一是做大做强“转型金融”，为高碳行业提供“有路可转”的资金支持。在现有绿色金融标准基础上，尽快完善覆盖钢铁、有色、石化、建材等重点高耗能行业的转型金融标准，把企业是否具备清晰的减排路线、可行的转型计划作为获得金融支持的重要前提。对那些愿意转、有能力转的企业，要通过差异化信贷利率、债券融资支持、股权投资等方式，帮助其完成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二是完善风险分担与信用增级机制，缓解绿色项目“首贷难、首保难”问题。通过政策性融资担保、再担保、绿色保险和再保险等工具，构建多层次风险分担体系。对储能、新技术示范工程等不确定性较高的项目，探索“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机构+财政风险补偿资金池”的联合模式，通过“联合贷款+风险补偿+保险兜底”的组合，提升社会资本参与绿色项目的意愿。

　　三是加快建设气候与环境信息基础设施，提高风险识别和定价能力。推动更多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和气候压力测试，逐步建立覆盖“金融机构—企业—项目”的碳排放和环境风险数据库，为信贷定价、保险费率厘定、资本市场估值提供基础支撑。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全面建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人均GDP迈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应地，绿色金融的发展也要在更高起点上进行系统谋划，重点可以从政策顶层设计、银行体系深化、保险功能提升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在政策层面，要把已有顶层设计真正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约束力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统筹落实《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和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总体部署，在“十五五”期间基本建成国际领先的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体系；kaiyun官方网站 开云平台另一方面，要尽快形成“绿色—转型—棕色”全谱系分类标准体系，持续修订《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加快研究出台更精细的转型金融标准，在此基础上完善覆盖银行、保险、证券等全金融体系的环境与气候信息披露框架。

　　在银行业层面，有三个方向值得关注：从“项目绿色”到“组合绿色”、聚焦关键领域与薄弱环节、深化数字技术赋能。未来商业银行要逐步从“逐笔认定项目是否绿色”，升级为基于企业整体减排路径和产业链结构的“组合绿色管理”，对重点行业客户开展全口径碳盘查，把整个资产负债表的“绿色化”作为中长期目标。同时，要聚焦新型电力系统、储能、氢能、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关键领域，以及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等薄弱环节，利用中长期贷款、并购贷款等工具，支持传统产业绿色升级和区域绿色转型；在技术层面，要更加积极地运用大数据、物联网、卫星遥感等手段，提高对企业能源使用、排放变化的实时监测能力，降低绿色项目贷前尽调和贷后管理成本。

　　在保险业层面，调整承保组合，优化投资结构。这既是服务经济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险机构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所谓“调整承保组合”，一方面是要稳妥有序压缩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传统业务占比，防止形成新的高碳风险敞口；另一方面是要大力发展气候保险、巨灾保险、绿色建筑保险、碳汇保险等业务，围绕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生态修复等领域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标杆产品”，并通过费率优惠、风险评估与减量服务，将绿色发展理念传导到企业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各个环节。

　　所谓“优化投资结构”，就是要在资产端制定中长期绿色投资比例目标和减碳路径，把绿色债券、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绿色REITs等纳入核心资产配置，使保险资金在确保收益与安全性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

　　最后，做好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还必须与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其他“四篇大文章”协同推进。科技金融可以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源头活水，普惠金融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和农户参与绿色发展，养老金融和长期资金可以成为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出资人，数字金融则是提升绿色金融效率和透明度的关键抓手。只有在更高层面实现“五篇大文章”的联动，绿色金融才能真正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力量。